社区团购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互联网经济 Internet economy

摘　要：作为一种新兴的商业模式，“社区团购”受到了我国广大居民的青睐，新冠疫情期间，社区团购更是在满足居民生活需要、稳定民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社区团购的运作日益受到平台的主导和控制。在此过程中，平台榨取团购团长的剩余价值，任意宰割消费者，并导致大量传统菜贩失业，扩大了“产业后备军”的规模。一项本应便利民生的互联网技术创新成果，最终可能危及民生。关键词：社区团购；平台经济；算法权力；政治经济学1.引言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生无小事。新冠疫情爆发后，全国多数社区均处于不同程度的封闭状态，以社区为单位进行团购，一方面有助于减少居民的外出和聚集，降低疫情防控压力；另一方面为居民提供了必要的生鲜产品，满足了居民的生活需求。总体来看，新冠疫情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社区团购在后疫情时代进入了爆发式增长阶段。

诚然，社区团购是互联网技术在民生领域的创新，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团购平台可能“巧妙”地模糊了劳动雇佣关系，更在追逐剩余价值的过程中控制、压榨劳动者，宰割消费者，制造更大规模的“产业后备军”，最终伤及民生。

本文梳理了社区团购及平台经济的相关研究成果，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平台与团购团长、社区居民和线下菜贩等主体的互动作用，重视平台主导地位对各主体带来的影响，进而为社区团购的规范运作提供建议。

2.文献综述

针对社区团购，国内外学者主要围绕消费者和商家两个主体进行分析。商家方面，多数学者没有区分社区团购与传统电商，主要研究了线上团购模式的价格机制，并提出了相应的团购营销策略（Zhou等，2013）。消费者方面，国内学者大多运用数理计量方法研究影响消费者使用意向的因素（李琪等，2020）。此外，也有学者研究了新冠疫情影响下社区团购的重要作用（陈佳，2020）。

学术界对平台经济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针对平台与劳工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有学者认为平台经济下“半契约员工”流动性高、稳定性差，阻碍了平台经济的发展，需培养劳工对平台的忠诚度（陈帅等，2020）。另一方面，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出发，认为平台经济下的数字化劳动实际上加强了对劳工的控制，扩大了资本主义的剥削范围（李胜蓝、江立华，2020）。其次，学术界也日益关注平台的算法权力问题。由于算法不透明、信息不对称，平台可能滥用消

费者隐私数据（张丽丽，2020；段鹏，2020）。同时，算法也成为

了平台操控劳动者的工具，使劳动者只能获得虚假自由（梁萌，2017；谢富胜，2019）。此外，从平台经济的发展趋势来看，有学者认为当前存在平台垄断与竞争治理的问题（熊鸿儒，2019）。而有马克思主义学者指出，互联网平台的特殊性极易导致垄断性平台的出现，互联网成为了加速资本循环的手段和工具（刘震、蔡之骥，2020）。

3.研究内容3.1平台与团长与其他主体相比，平台对团长的作用更为直接，二者之间的关系也从最初的平等合作演变为不同程度的隶属与服从。在数字化时代，劳动关系变得模糊，资本家的剥削范围不断扩大，从平台与团长之间的关系来看，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平台的驱动下，团长的劳动时间不断延长。对于以产后女性为主体的职业团长来说，组织社区团购是主要甚至唯一的收入来源，而在平台的“计件工资”制度下，他们有更高的激励去扩大社交范围，以增加社区团购订单。为此，团长劳动与休息时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为了增加订单他们不得不进行自我剥削。而对于以实体店店长为主体的非职业团长来说，随着其对社区团购业务的依赖性逐渐增强，店长及店员不得不进行无偿劳动，承担本属于平台的成本，平等的“合作”关系名存实亡。

其次，平台主导的社区团购中，平台与团长之间的雇佣关系、非雇佣关系都十分脆弱。在这种新型的商业模式下，即使存在劳动合同，往往也是短期的劳动合同，于是平台“巧妙”地规避了很多应有的劳动保护义务。虽然一般而言社区团购不存在危险的劳动过程，但是平台的推责也使得劳动者日益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

此外，部分职业团长也面临着“去技能化”的危险，尤其对于部分产后女性来说，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专职担任团购团长，可能会使她们单纯进行团购的“简单重复工作”，使其个人技能趋于单一，将来可能更难获得就业机会。同时，平台也将其束缚在一个相对稳定、封闭的信息环境中，长此以往产后女性对平台的依赖性可能更强，平台可以更牢固地控制这一部分劳动力。虽然短期内产后女性能通过担任职业团长取得收入，但是长期来看，与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相比，她们的收入可能趋于下降。

综上，在社区团购模式下，平台背后的资本家们不但能加强对职业团长的控制，也能榨取非职业团长的剩余价值；职业团长没有明确规定的工作时间限制，即使是非职业团长也被迫进行无偿劳动；剥削的范围不再限于雇佣劳动，更扩展到了非

社区团购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梅舒楠

（中国人民大学　10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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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薪劳动。事实上，当前逐步形成了以大工业中的雇佣劳动制为中心、无报酬劳动及非正式劳动或隐性劳动为边缘、各类新的剥削形式为补充的剥削格局。

3.2平台与社区居民和线下菜市最初，少数平台进入生鲜市场，通过设置较低的价格、发放代金券等方式吸引消费者，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而由于生鲜市场有利可图，大量平台纷纷涌入，开始了“百团大战”。在激烈的竞争下，多数平台持续降价，抢占市场份额。此时与线下菜市相比，居民更愿意通过社区团购购买生鲜产品，线下菜贩面临的市场需求大大减少；同时，受平台竞争低价影响，生鲜市场价格大大降低，线下菜贩难以维持经营，纷纷退出市场。最后，大部分平台最终也被互联网巨头挤出市场，市场被互联网巨头瓜分完毕。

在长期的平台竞争中，社区团购行为重新塑造了社区居民的消费习惯，社区团购平台的用户粘性增大；同时，线下菜市规模大大缩小，社区居民的选择范围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越来越依赖平台主导的社区团购。此时，平台垄断的弊端开始逐渐显现：

首先，对于社区居民来说，平台此时可以利用算法技术实现“大数据杀熟”，即通过往期交易数据精准评估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将平台价格定在消费者最高意愿价格上，而由于选择范围缩小，消费者常处于任由平台宰割的地位。同时，部分平台推出了个性化服务，但这并非为了消费者谋福利，相反，平台算法的主导逻辑是提高效率、加快交易的达成，并从中赚取块钱，此时社区团购的分工更加细碎而

明确，各环节的劳工受到提成的激励和质量评价的监督，必须在规定时间内付出更多劳动来满足消费者需求。于是，最终的结果是在消费者的监督下劳动者进行自我剥削，而损害消费者、剥削劳动者的所得均归于平台背后的资本家。

其次，对于线下菜贩来说，情况更不容乐观。在现实生活中，菜贩大多来自中低收入阶层，他们售卖生鲜产品主要是出于生存与稳定的需要，而非出于盈利的目的。假如因为平台的排挤，低收入的菜贩纷纷“失业”，那么事实上就制造了大批贫困人口，制造了大批“产业后备军”。由于平台的挤出，低收入菜贩用于维持生存的微薄收入纷纷被平台背后的资本家收入囊中，以至于部分菜贩甚至可能无法维持最低生活水平，陷入更为悲惨的境地。

4.结论与反思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随着社区团购这一商业模式的发展，平台、消费者、团长和线上菜贩等各个主体时刻处于互动的关系中，他们的力量对比也在随时间而变。最初，消费者可以自由选择线上团购或线下菜市来购买生鲜产品，团长也能从组织团购的过程中获得提成。然而，随着社区团购运作模式不断成熟，平台通过调整提成和价格逐渐获得主导能力，既榨取了团长的剩余价值，也对消费者进行宰割，更挤出了中低阶层的传统菜贩。平台经济下的社区团购本是一种便利民生的新型商业模式，但是由于缺乏对平台行为的及时管控，资本就以平台为掩饰，滥用算法权力追逐剩余价值，最终危害民生，违背了社区团购便利民生的初衷。

对此，本文主要有三条相关的政策建议：第一，重视平台经济下的劳工权益，明晰平台的法律责任

和义务。在大数据时代，平台经济日益成为一种高效的资源配

置方式，然而劳动者与平台的雇佣关系却十分模糊，易使劳动者处于劣势地位，因此应健全相关法律，明确平台的劳动保护义务和劳工享有的权利，避免平台日益沦为资本榨取剩余价值的工具。

第二，保护与民生最相关的行业，严格限制平台的市场份额。社区团购为居民提供了日常必需的生鲜产品，假如不对平台加以限制，以至于巨头平台获得了垄断市场的机会，那么消费者的福利将受到损害，中低阶层的菜贩也将无法维持生计，最终导致严重的民生问题。

第三，加快互联网数据资源领域的立法工作，重视对平台算法权力的约束。在大数据时代，平台可以依靠互联网获得大量数据资源，在算法技术的作用下，这些数据资源发挥作用的潜力难以估量，因此必须警惕互联网数据资源的使用方式，从而保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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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2020（18）[2]陈帅，俞飞滢，周娟，罗兴武.共享经济下半契约型员工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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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论丛，2020（05）[4]李琪，李欣，魏修建.整合SOR和承诺信任理论的消费者社区

团购研究[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02）[5]李胜蓝，江立华.新型劳动时间控制与虚假自由——外卖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