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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0月11日发(作者:荣剑尘)
1920年《新青年》率先纪念“五⼀”国际劳动节
1920年5⽉1⽇,北京、上海、⼴州、九江、唐⼭等各⼯业城市的⼯⼈群众浩浩荡荡地⾛向街市,举⾏了声势浩⼤的游
⾏、集会(资料图⽚)
阅读提⽰
1920年5⽉1⽇,不仅上海和北京在“南陈北李”主导下举⾏“五⼀”国际劳动节纪念活动,⼴州、九江、唐⼭等各⼯业城市
的⼯⼈和群众也浩浩荡荡地⾛向街市,举⾏声势浩⼤的游⾏、集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次⼤规模纪念“五⼀”国际劳动
节,声势浩⼤,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中国⼯⼈阶级新的觉醒。
1920年的5⽉1⽇,《新青年》推出“⾯⽬全新”的《劳动节纪念号》,刊发“南陈北李”⽂章《劳动者底觉悟》《“五⼀”运动
史》,⾼度评价⼯⼈阶级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呼吁“希望中国⼯⼈把它看成是觉醒的⽇⼦”。《新青年》同时全⽂刊发
苏俄第⼀次对华宣⾔,开始“由美国思想变为俄国思想”,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运动实践相结合。当年的5
⽉1⽇,不仅上海和北京在“南陈北李”主导下举⾏“五⼀”国际劳动节纪念活动,⼴州、九江、唐⼭等各⼯业城市的⼯⼈和
群众也纷纷举⾏声势浩⼤的游⾏、集会,意欲唤起全社会⼯⼈阶级为反对剥削、争取⾃⾝权利⽽⽃争。这是中国第⼀次
⼤规模纪念“五⼀”国际劳动节,1920年5⽉1⽇也因此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个“五⼀”国际劳动节。
⽆论是就理论宣传还是实际⾏动⽽⾔,1920年5⽉1⽇,中国⽆产阶级政党建党⼯作均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
《新青年》推出《劳动节纪念号》
1920年5⽉1⽇,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第七卷第六号“隆重”推出《劳动节纪念号》。版⾯⽐以往扩⼤⼀倍以上,
篇幅达400页。
《劳动节纪念号》的推出,被认为是陈独秀向建党⼯作迈出了实质性步伐的重要标志。⾃此,《新青年》不仅宣传马克
思主义理论,更是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运动实践相结合,从⽽⼤⼤推动了中国⽆产阶级政党诞⽣的进
程。
李⼤钊的《“五⼀”运动史》作为该纪念号的发刊词,介绍了“五⼀”国际劳动节的由来、美法等国⼯⼈纪念“五⼀”的活动以
及欧美国家⼯⼈争取8⼩时⼯作制的胜利⽃争。李⼤钊在该⽂中呼吁,“希望中国⼯⼈把它(1920年的‘五⼀’)看成是觉
醒的⽇⼦”。
《劳动节纪念号》同时刊发了陈独秀撰写的《劳动者底觉悟》。这篇⽂章由陈独秀于同年4⽉2⽇在出席上海码头⼯⼈发
起的“船务栈房⼯界联合会”成⽴⼤会时发表的演说词整理⽽成。陈独秀在《劳动者底觉悟》中⾼度评价了⼯⼈阶级在社
会中的重要地位,称赞“社会上各项⼈只有做⼯的是台柱⼦”“世界上只有做⼯的⼈最有⽤最贵重”。
除“南陈北李”的“重头⽂章”之外,《劳动节纪念号》还刊发了许多先进知识分⼦撰写的关于上海、北京、⽆锡、芜湖、长
沙、⼭西、唐⼭、南京等各地⼯⼈、⼯⼚状况的调查报告;介绍了美国、英国、法国巴黎等各国各地的劳动组织和⼯⼈
运动情况。此外,《劳动节纪念号》还发表了蔡元培“劳⼯神圣”和孙中⼭“天下为公”的题词。
必须重点⼀提的是,《劳动节纪念号》刊出了苏俄第⼀次对华宣⾔全⽂,以及当时15个团体、8家报社热烈赞颂这⼀宣
⾔的⽂章。苏俄第⼀次对华宣⾔,全称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以
下简称《宣⾔》),以苏俄副外交⼈民委员加拉罕署名。这⼀份历史性的⽂件,郑重宣布苏维埃政府废弃沙皇政府在中
国的⼀切特权和不平等条约。这⼀《宣⾔》在1919年7⽉25⽇时便已发出,但由于中国军阀政府的阻挠,迟迟未能在中
国报刊上刊出,迟迟未能向中国民众“⼴⽽告之”。此次《新青年》推出的《劳动节纪念号》,以⾮寻常的姿态对这⼀
《宣⾔》报以暴风⾬般的掌声。此举亦是表明陈独秀的政见明显地开始倾斜于苏俄。《新青年》1920年5⽉1⽇推出的
《劳动节纪念号》,“发⾏数⽬多达⼀万份,所以当时影响是很⼤的,并且已普遍全国了。”如蔡和森后来说,“中国第⼀
个‘五⼀’节,宣传很⼤。”可以说,在理论宣传⽅⾯,以“南陈北李”为⾸的中国先进知识分⼦以庆祝纪念“五⼀”国际劳动节
为契机,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运动实践相结合,向中国⽆产阶级政党建党⼯作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
⾸次⼤规模纪念“五⼀”国际劳动节
“五⼀”国际劳动节是全世界⽆产阶级共同的节⽇。⼤规模纪念1920年的“五⼀”国际劳动节,被“南陈北李”等提上了⼯作⽇
程,并做了精⼼的准备。
1920年2⽉,陈独秀抵达上海,即开始组织⼒量深⼊⼯⼈群众。
4⽉2⽇下午,上海船务栈房⼯界联合会召开成⽴⼤会,陈独秀、李汉俊等出席。陈独秀发表演说,阐明和宣扬“劳动创
造世界”“做⼯的⼈最有⽤最贵重”的观点,⼤声疾呼“盼望做⼯的⼈快快觉悟”。《新青年》杂志5⽉1⽇推出的《劳动节纪
念号》上刊发的陈独秀《劳动者底觉悟》⼀⽂,正是根据其此次演说词整理⽽成。
4⽉18⽇,在陈独秀等的推动下,上海的中华⼯业协会、中华⼯会总会、电器⼯界联合会、中华全国⼯界协进会、中华
⼯界志成会、船务栈房⼯界联合会、药业友谊联合会等⼯会组织的代表举⾏联席会议,筹备⾸次纪念“五⼀”国际劳动
节。根据陈独秀的建议,集会名称定为“世界劳动纪念⼤会”。会议决定,在5⽉1⽇,除了电灯、电车、⾃来⽔、电话、
电报等必需性公共事业之外,其他各业均“休息”⼀⽇,并“通电全国”。
4⽉29⽇,由中华全国⼯界协进会等7个上海⼯界团体联合发表的《⼯界宣⾔》申明:我们上海⼯⼈今年举⾏破天荒
的“五⼀”运动,因为5⽉1⽇是世界各国⼯⼈得着⼋点钟⼯制幸福的⽇⼦。我们纪念它的意思,第⼀是感谢各国⼯⼈的努
⼒;第⼆是喊起中国⼯⼈的觉悟。
北洋政府获悉上海⼯⼈即将集会纪念“五⼀”国际劳动节,⾮常惊恐,⽴即密令上海军阀当局“严为禁⽌”。淞沪护军使署和
淞沪警察厅于4⽉底分别发出布告,严禁⼯⼈群众开展此项活动。5⽉1⽇清晨,荷枪实弹的军警强占位于南市⽅斜路⼤
吉路的上海公共体育场。但是,军阀当局根本禁⽌不住。在陈独秀指导下,上海各地⼯⼈和知识分⼦完全不顾禁令,从
四⾯⼋⽅赶来参加“世界劳动纪念⼤会”。⾄下午1时,已聚集5000多⼈。由于上海公共体育场被军警封锁,⼤会⼏次更
改会场,最终移到⽼靶⼦路(今武进路)的⼀⽚空地。下午3时,⼤会正式开始。⼯⼈代表⾸先进⾏激昂演说,提出8⼩
时⼯作、8⼩时休息、8⼩时教育的“三⼋制”要求,并⾼呼“劳⼯万岁”“中华⼯界万岁”等⼝号;学⽣和商界代表也相继发
⾔。⼤会通过决议:⼀、要求每⽇8⼩时⼯作制;⼆、组织真正的⼯会;三、各业⼯⼈要联合起来。当晚,上海7个⼯界
团体发表了“上海⼯会宣⾔”和“答俄国劳农政府通告”。
在北京,李⼤钊领导了以北京⼤学为中⼼的“五⼀”纪念活动。5⽉1⽇,在蔡元培的⽀持下,北京⼤学学⽣在这⼀天罢
课,《北京⼤学学⽣周刊》出版了《劳动纪念号》,由李⼤钊在北京⼤学第⼆院组织召开有200多名校⼯和学⽣参加的
纪念会。对于这次纪念会,时任中⼀区警察署署长焦鼐炳曾向警察总监汇报如下:本⽇上午8时,北京⼤学第⼆院开校
役演说会,当派员前往监视,到会者均属该校校役,约200⼈,每⼈各持具油印讲义⼀份,由斋务课课长胡春林演说,
谓阳历五⽉⼀⽇为世界劳⼯胜利纪念⽇,对于此⽇历有特别表⽰,以资庆祝,遂按油印讲义逐次解释,⾄9时余讲毕散
会,理合将油印讲义⼀份报告总监钧阅。在纪念会当场散发的油印讲义上,除了简明讲述“五⼀”国际劳动节的来历外,
还重点论述了“⼈⼈平等”“劳⼯神圣”的含义。
纪念会结束后,北京⼤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成员即该校学⽣何孟雄、蒲照魂、丁肇青、李荟棠等8⼈,分乘标挂写有“劳⼯
神圣”“五⽉⼀⽇万岁”字样横幅的两辆汽车,在北京城内游⾏,沿途演讲、⾼呼“劳⼯万岁”等⼝号并散发《五⽉⼀⽇北京
劳⼯宣⾔》传单,意欲唤起⼯⼈为反对剥削、争取⾃⾝权利⽽⽃争,后被警察厅拘捕。邓中夏到北京长⾟店,向铁路⼯
⼈散发《五⽉⼀⽇北京劳⼯宣⾔》并发表演说。
如今,在北京市档案馆,不仅藏有被拘捕的何孟雄等学⽣“供词”,还有同被拘捕的当事司机郭长清的“供述”。郭长清的这
份“供述”恰为后⼈了解何孟雄等城内游⾏活动提供了⼀个明证。对当时情景,郭长清是这样描述的:“我系天津⼈,年三
⼗七岁,在福德汽车⾏作司机。今早七点半有三⼈来本⾏雇坐汽车,⾔说⼀点钟,本⾏令我开四⼗⼀号汽车,这三⼈坐
车上说开⾄马神庙北京⼤学。到北京⼤学少停,由内⼜出来⼀⼈,拿着旗⼦、传单等物上车。开⾏经过翠花胡同,⾛王
府井⼤街,出前门,⾛菜市⼝。所有经过地⽅,巡警打⼿势,我并未看见,故未停车。⾏⾄菜市⼝地⽅,经巡警截获。
今蒙传讯,所供是实。”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次⼤规模纪念“五⼀”国际劳动节,声势浩⼤,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中国⼯⼈阶级新
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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