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人大战”:“强城”更需“强人”

“抢人大战”：“强城”更需“强人”

作者：许光建

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年第02期

“抢”本应是一个带有进攻性的词汇，但是后面加上一个“人”字，变成“抢人”，似乎就成了

一个具有竞争力的褒义词。21世纪，人才成为最贵的稀缺资源。2017年下半年从新一线城市

兴起的“抢人大战”在2018年上半年随着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加入越演越烈，5月16日天津

发布的“海河英才”行动计划人才新政更是将这场“抢人大战”推向高潮。“抢人”是为了“强城”，

但是“强城”的同时更需“强人”。

如果说“物以稀为贵”，那么用“人”以“稀”而“抢”来解释这场“抢人大战”再合适不过。人少

所以要“抢”背后隐藏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全国范围内人口红利的衰减。据《中国统计年鉴》的

数据显示，2013年以前，我国劳动适龄人口（15～64岁）始终呈现增长态势，从1982年的

6.25亿人增加至2013年的10.06亿人，占总人口比重从61.5%提高至74%。充足的劳动力资源

和极具优势的劳动力成本所带来的人口红利，成为我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增

长奇迹的重要原因。根据要素边际报酬回报率递减原理，劳动力投入的增加有助于资本长时间

维持较高的回报率，而且可以促使总抚养比和少年儿童抚养比的下降，使更多的劳动力从非生

产性活动中脱离而进行生产性活动，从而有力地推动我国经济的增长。据世界银行估计，人口

红利因素能够解释我国经济增长的33%，可见人口优势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但是，

这也意味着，一旦人口红利消失，必然会带来经济增速的回落。2014年，我国15～64岁适龄

劳动人口首次出现减少，且大约每年减少100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也从2014年的73.4%降至

2017年的71.8%（见下图）。随着劳动力人口的减少，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也从2014年开始呈

现放缓趋势，即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

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而与人口红利衰减相对应的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加重了我国的人口结构性问题。1982年

以来，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数始终呈增长态势，占总人口比重从1982年的4.91%上升至2017

年的11.4%，老年人抚养负担不断加重，2016年突破15%。从城市来看，当前参与“抢人大战”

的若干一二线城市均已呈现较高的人口老龄化特征，根据有关统计资料，2016年，北京65岁

及以上老年人占比超过24%，上海20.6%，广州11.9%，成都14.5%，武汉13.7%，南京

11%。城市老龄化不仅加重社会负担，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当地经济发展。解决这一问

题，一靠提高出生率，二靠吸引外来人口。从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

二孩”，到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二孩”，虽然逐步改革人口政策，但是人口规模却

未呈现预期增长态势。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全年出生人口1723万人，人口出

生率为12.43‰，相比于2016年，均有下降，且远低于国家卫计委的低预测数值2023.2万

人，这说明育龄人口的生育意愿并没有因为生育政策的放开而有所提高，短期内无法依靠提高

出生率来增加劳动力适龄人口，以解决人口结构性问题。因此，为减轻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城市

发展负担，各城市选择依靠引进外来人口为城市注入新鲜血液，以提高劳动生产力。而引进的

人必须是能创造生产力、增加城市活力的高水平高素质人才，以实现人口经济学家所称的“以

质量换数量”的“人力资本红利”。可以说，“抢人大战”的根本目标是在人口红利衰减的形势下

为实现“人力资本红利”作准备。

自武汉市在2017年年初推出“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计划”打响“抢人大战”的第一枪以

来，最近一年多，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已有60多座城市加入到这场“战役”中，其中既包括北

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也不乏莆田、宜春、张家口等三四线城市，但总体上还是以成都、杭

州、武汉、西安、天津、南京等新一线城市以及省会城市为“参战”主力军。“争抢”的对象主要

是高校毕业生以及拥有特殊技能的人才，“争抢”的措施主要包括：放宽落户条件，简化落户程

序，发放就业、创业补贴，提供项目资助，给予住房、购房优惠等，简单地说，就是“送房、

送钱、送户口”的“三送”或“多送”政策。尽管政策类型大同小异，但是各地“抢人”的标准却随着

目的的不同和城市层级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对于北京、上海等这样的一线城市，“抢人”是纯粹的“抢人才”，主要围绕精准行业、高端

人群、城市功能定位，在全球争夺稀缺的尖端人才。例如《北京市引进人才管理办法（试

行）》主要基于首都四大核心功能建设需要提出引进十类人才，而《上海加快实施人才高峰工

程行动方案》则明确列出13个关于前沿技术与产业的重点发展领域。京沪对优秀的一般性人

才具有的吸引力仍然是新一线城市无法匹敌的，它们不需要推出新政吸引此类人才，反而需要

通过对落户进行限制来缓解人口规模过大带来的“大城市病”，因而其加入“抢人大战”旨在凝聚

全球尖端科技人才、汇集国际化优秀资源、发展尖端技术、增强全球竞争力、进一步提高国际

影响力。

对于成都、杭州、武汉、西安、天津、南京等15个新一线城市，“抢人”不仅是在“抢人

才”也是在“抢人口”。这些城市本身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和培养人才的能力，但是不仅面临人才

外流至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危机，更严峻的是面臨彼此作为同质城市之间的巨大竞争压力，无

论是武汉实施的“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计划还是天津的“海河英才”行动计划，其放宽落户

条件都是为了留住本地高校毕业生并提高对各种人才的吸引力。根据各高校2014年至2017年

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显示，近两年，尽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应届毕业生留京就业比例有所下

降，如北京大学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留京就业比例分别从2013年的71.79%、59.01%、

65.63%下降至2017年的32.82%、42.11%和42.44%，但是外省市双一流高校毕业生前往北上

广深就业的趋势却有增无减，尤其对于毗邻一线城市的新一线城市高校毕业生，这四个城市仍

然是就业首选。以天津的南开大学为例，2014届该校毕业生中本科生和研究生留津就业比例

分别是52.24%和51.77%，而2017届毕业生中本科生和研究生留津就业比例分别为39.1%和

40.24%，下降幅度约10个百分点，相反，前往北上广就业比例从2014年不到20%提高到

2017年近30%，上升约10个百分点。京津冀一体化在带动天津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严

重的人才流失问题，所以今年5月16日天津市在发布的“海河英才”行动计划中大幅降低人才

落户门槛，并成功吸引30万人办理落户申请。对比近两年清华、北大、浙大、南大、武大和

川大等名校毕业生就业流向，可以发现，浙江和江苏两地对这些名校的毕业生吸引力仅次于甚

至高于北京、上海和广东三地。尤其是杭州，坐拥以阿里巴巴为龙头打造的互联网产业，对互

联网及相关领域人才具有巨大吸引力，但由于其仅有浙大一所名校，在留住本土高校人才的同

时，仍然需要大力吸引国内外其他名校毕业生前来就业，促进产业更高更快更强的发展。因

此，新一线城市既要引进人才也要留住人才，既要通过人才政策“抢人才”，也要通过户籍制度

“抢人口”。

而像石家庄市这样的再次一级的地区中心城市及省会城市，由于其本身没有较高质量與充

足数量的人才培养平台，在“抢人大战”中处于被动的弱势地位，不得不为避免人口流失过重而

实施“抢人口”政策，它们进一步放低人才引进标准，主要目标是大中专毕业生和技工人才及以

上，通过落户和补贴吸引周边地区的一般性人才和就业人口。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以招商引资拉动地方经济增长的方式因为劳动力成本

的上升已经基本过时，房地产市场也逐渐趋于饱和，大中城市要想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创造新的

发展动力，就必须转变经济结构，进行产业升级。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

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

的不断融合，科技与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越加突出，而创新靠的是先进的知识、前沿

的技术、具有想法的大脑，这一切都需要有创造力的人来实现。21世纪，对于中国而言，人

才是实现民族复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对于城市而言，“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也正

是实现创新发展、产业升级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各城市争先出台的人才引进政策都在强调对高

层次人才、技能人才、创新创业人才、产业急需人才的竞争，新一线及省会城市抢不过北上广

的尖端人才，但是可以自己建立平台培养并发展人才，那些经过了一定学历教育并且有学习能

力承担的年轻人就是最优质的吸引对象。人才集聚带动产业集聚，一些高科技产业会随着人才

的流动而导入到人才所在地，为城市产业升级、转变经济结构提供支持和动力。另外，有人的

地方就有消费、投资和税收。暂不提新增的落户人才买房为城市房地产业带来巨大收益，正常

的吃、穿、行等一系列日常消费、储蓄和投资行为就已经激活当地的服务业、金融业等多种产

业，也为政府扩大了税收来源。

新一线城市及二线城市通过争夺人才以实现城市产业升级，在发展经济新动能的同时，也

会产生正外部效应，最为显著的是对一线城市巨大人口压力的缓解。就业机会多、平台基础

高、发展前途广一直是高校毕业生“挤破”脑袋想要留在北上广发展的主要原因，但是高额的房

租、昂贵的消费、巨大的竞争压力、拥挤的交通和有害的雾霾天气等“大城市”问题也让很多年

轻人开始产生“逃离”这些一线城市的想法。近些年来，北京、上海高校毕业生选择在京外沪外

城市就业的比例不断增高，浙江、江苏、山东、重庆、四川等地新一线城市的经济水平较二三

线城市更高，工资薪酬相对生活成本更为优厚，自然成为就业的不二之选，而随着落户门槛的

不断降低和各种人才引进优惠政策的发布，这些城市对大学生就业的吸引力将会越来越高，可

以相信北上广深的人口压力随着人才的分流在长期内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目前来看，2017年下半年以来，以杭州、西安、武汉、成都、南京为代表的15个“新一

线”城市竞相出台的“抢人”政策确实显现出了成效，表1显示了上述五座城市2016年～2018年

一季度人才吸引力指标的变化情况。根据BOSS直聘研究院发布的《2018·一季度人才吸引力

报告》数据，2018年一季度，新一线城市人才流入率（流入人数/流出人数）为1.07，较2016

年增长3.2%，从新一线城市高校毕业之后留在当地工作的职场新人比例达73.8%（包括应届

生和工作经验一年以下的求职者），较2016年增加近20%。其中，表现最佳的是作为新经济

表现最为突出的城市之一——杭州。凭借产业优势和地理优势，杭州近年来对北京上海等地高

校毕业生的吸引力不断增强，继2015年出台“人才新政27条”后，2018年2月再次出台《关于

加快推进杭州人才国际化的实施意见》，用一线城市的标准，将人才引进的焦点从中国扩大到

全世界。根据数据显示，2018年一季度，杭州应届生留存率接近90%，直逼北上广，而高学

历人才（硕士及以上）流入率达到1.32，大幅度领先其他新一线城市。紧随其后的是宜居城市

成都，其对高学历人才的吸引力正快速增强，从2017年开始，成都高学历人才流入率开始超

过全国均值，2018年一季度，高学历人才流入率达到1.19。武汉市作为高校云集之地，尽管

拥有80多所高校，但是应届生留存率处于相对较低水平，2016年仅为62.2%，不及新一线城

市均值，然而，自2017年2月率先发布人才新政以来，其对人才的吸引潜力在逐步提升，

2018年一季度数据显示武汉高学历人才流入率为1.04，应届生留存率达到76.1%。如果说杭

州、成都和武汉分别是本轮“抢人大战”中我国东部、西部和中部地区城市暂时的赢家代表，那

么作为长三角特大城市的南京在人才争夺战中并未占据明显优势，这可能由于其临近上海和杭

州而导致人才分流现象严重，2018年一季度其人才流入率较2017年小幅下降，下降至1.04。

而以扩大人口规模为核心目标的西安，其出台的“抢人政策”对学历的要求起点低、附加条件

少、落户速度快，一季度人才流入率因此高达1.11。（见表1）

“抢人大战”在城市间越演越烈的同时也隐藏着潜在的问题，正如2018年5月16日国家发

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玮提醒所言：“引才引智”的同时，更要“用人留人”。宽松的落户标准和

优厚的政策待遇确实在短时间内为“参战”城市带来了人才涌进的“福利”效果，但是“抢过来”不

是目的，把人才“留下来”才是“抢人大战”的真正胜利，才能真正实现城市经济的长效发展。因

此，在人才争夺战中，地方政府尚有若干问题需要考虑。

而像石家庄市这样的再次一级的地区中心城市及省会城市，由于其本身没有较高质量与充

足数量的人才培养平台，在“抢人大战”中处于被动的弱势地位，不得不为避免人口流失过重而

实施“抢人口”政策，它们进一步放低人才引进标准，主要目标是大中专毕业生和技工人才及以

上，通过落户和补贴吸引周边地区的一般性人才和就业人口。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以招商引资拉动地方经济增长的方式因为劳动力成本

的上升已经基本过时，房地产市场也逐渐趋于饱和，大中城市要想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创造新的

发展动力，就必须转变经济结构，进行产业升级。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

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

的不断融合，科技与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越加突出，而创新靠的是先进的知识、前沿

的技术、具有想法的大脑，这一切都需要有创造力的人来实现。21世纪，对于中国而言，人

才是实现民族复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对于城市而言，“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也正

是实现创新发展、产业升级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各城市争先出台的人才引进政策都在强调对高

层次人才、技能人才、创新创业人才、产业急需人才的竞争，新一线及省会城市抢不过北上广

的尖端人才，但是可以自己建立平台培养并发展人才，那些经过了一定学历教育并且有学习能

力承担的年轻人就是最优质的吸引对象。人才集聚带动产业集聚，一些高科技产业会随着人才

的流动而导入到人才所在地，为城市产业升级、转变经济结构提供支持和动力。另外，有人的

地方就有消费、投资和税收。暂不提新增的落户人才买房为城市房地产业带来巨大收益，正常

的吃、穿、行等一系列日常消费、储蓄和投资行为就已经激活当地的服务业、金融业等多种产

业，也为政府扩大了税收来源。

新一线城市及二线城市通过争夺人才以实现城市产业升级，在发展经济新动能的同时，也

会产生正外部效应，最为显著的是对一线城市巨大人口压力的缓解。就业机会多、平台基础

高、发展前途广一直是高校毕业生“挤破”脑袋想要留在北上广发展的主要原因，但是高额的房

租、昂贵的消费、巨大的竞争压力、拥挤的交通和有害的雾霾天气等“大城市”问题也让很多年

轻人开始产生“逃离”这些一线城市的想法。近些年来，北京、上海高校毕业生选择在京外沪外

城市就业的比例不断增高，浙江、江苏、山东、重庆、四川等地新一线城市的经济水平较二三

线城市更高，工资薪酬相对生活成本更为优厚，自然成为就业的不二之选，而随着落户门槛的

不断降低和各种人才引进优惠政策的发布，这些城市对大学生就业的吸引力将会越来越高，可

以相信北上广深的人口压力随着人才的分流在长期内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目前来看，2017年下半年以来，以杭州、西安、武汉、成都、南京为代表的15个“新一

线”城市竞相出台的“抢人”政策确实显现出了成效，表1显示了上述五座城市2016年～2018年

一季度人才吸引力指标的变化情况。根据BOSS直聘研究院发布的《2018·一季度人才吸引力

报告》数据，2018年一季度，新一线城市人才流入率（流入人数/流出人数）为1.07，较2016

年增长3.2%，从新一线城市高校毕业之后留在当地工作的职场新人比例达73.8%（包括应届

生和工作经验一年以下的求职者），较2016年增加近20%。其中，表现最佳的是作为新经济

表现最为突出的城市之一——杭州。凭借产业优势和地理优势，杭州近年来对北京上海等地高

校毕业生的吸引力不断增强，继2015年出台“人才新政27条”后，2018年2月再次出台《关于

加快推进杭州人才国际化的实施意见》，用一线城市的标准，将人才引进的焦点从中国扩大到

全世界。根据数据显示，2018年一季度，杭州应届生留存率接近90%，直逼北上广，而高学

历人才（硕士及以上）流入率达到1.32，大幅度领先其他新一线城市。紧随其后的是宜居城市

成都，其对高学历人才的吸引力正快速增强，从2017年开始，成都高学历人才流入率开始超

过全国均值，2018年一季度，高学历人才流入率达到1.19。武汉市作为高校云集之地，尽管

拥有80多所高校，但是应届生留存率处于相对较低水平，2016年仅为62.2%，不及新一线城

市均值，然而，自2017年2月率先发布人才新政以来，其对人才的吸引潜力在逐步提升，

2018年一季度数据显示武汉高学历人才流入率为1.04，应届生留存率达到76.1%。如果说杭

州、成都和武汉分别是本轮“抢人大战”中我国东部、西部和中部地区城市暂时的赢家代表，那

么作为长三角特大城市的南京在人才争夺战中并未占据明显优势，这可能由于其临近上海和杭

州而导致人才分流现象严重，2018年一季度其人才流入率较2017年小幅下降，下降至1.04。

而以扩大人口规模为核心目标的西安，其出台的“抢人政策”对学历的要求起点低、附加条件

少、落户速度快，一季度人才流入率因此高达1.11。（见表1）

“抢人大战”在城市间越演越烈的同时也隐藏着潜在的问题，正如2018年5月16日国家发

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玮提醒所言：“引才引智”的同时，更要“用人留人”。宽松的落户标准和

优厚的政策待遇确实在短时间内为“参战”城市带来了人才涌进的“福利”效果，但是“抢过来”不

是目的，把人才“留下来”才是“抢人大战”的真正胜利，才能真正实现城市经济的长效发展。因

此，在人才争夺战中，地方政府尚有若干问题需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