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杂志:来自大城市的贫富差距调查报告

半⽉谈杂志：来⾃⼤城市的贫富差距调查报告

在上海，⼀⽅⾯富⼈云集，每平⽅⽶五六万元的楼盘，开盘就抢光。如今年8⽉8⽇在浦东新区开盘的星河湾⼩区，周边

楼价每平⽅⽶2万元，它卖到5万元，总共322套房，⼀天之内卖260套，总销售额超过40亿元，业内⼈⼠称这种情况在

世界房地产市场都罕见。另⼀⽅⾯，居住在棚户区和⽼旧社区的⼈们，却是连棚屋和⽼旧房的产权都没有的⽆房⼀族。

在蕃⽠弄社区，记者发现⼏乎所有的家庭都是三四户⼈家在共⽤⼀个厨房和卫⽣间，居住条件⾮常简陋。这些房⼦属于

承租公房，居民们只有使⽤权没有产权，⼀个⽉交四五⼗块钱的房租。

2009年第22期《半⽉谈》刊载《来⾃⼤城市的贫富差距调查报告》指出，改⾰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取得了

巨⼤的成就，⼀部分⼈真的先富起来了。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演进，在我国各个社会群体利益格

局被重新调整的过程中，分配不公现象⽇益突出，社会财富分配的“马太效应”愈发明显，贫富差距越拉越⼤。

社区围墙区分贫富的“楚河汉界”

同为上海市的中⼼城区，静安、卢湾、徐汇、黄浦是繁华商业区和⾼档住宅区，⽽闸北、普陀、杨浦则集中了⼤批低收

⼊⼈⼝。记者在当地调查时，连⽉均收⼊只有2000来元的司机都说:“闸北、杨浦，那是穷⿁住的地⽅!”

闸北区是上海市的“边缘区”，这⾥有⼤批砖⽊结构的⽼房⼦。在连⽚的“棚户区”⾥聚集了各种低收⼊者，如从边疆回来的

知青、外来打⼯者等，他们的经济条件相对较差。据民政局⼯作⼈员介绍，闸北区申领低保的⼈⼝占全区户籍⼈⼝的

3.6%，其中⼤多是失业者以及⽼⼈和孩⼦。⽽这⾥的“低保边缘户”是现有低保⼈⼝总数的三倍之多。

“⼯⼈新村”⽆奈的历史轮回

位于上海闸北区天⽬中路749号的蕃⽠弄社区在新中国成⽴前是上海的贫民窟，矮⼩的“滚地笼”挤满了⼤批⽆家可归的

穷苦⼈。新中国成⽴后经过改造，成为产业⼯⼈的聚居区，⾯貌焕然⼀新。蕃⽠弄的变迁当时还作为典型写进了上海的

⼩学教科书。

然⽽，今天的蕃⽠弄⼜变成了低收⼊⼈群聚居区。蕃⽠弄社区⽬前居住了1680户居民，低保户有178户，占⽐超过

10%。蕃⽠弄社区⼲部告诉记者，社区1964年建成，上世纪80年代能住到这⾥的产业⼯⼈，⼤都是敲锣打⿎来的。因

为当时能在这个⼩区分到房⼦的，⼀般都是⼚⼦⾥的“五好⼯⼈”。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下岗越来越多，⼤批产

业⼯⼈成为低收⼊⼈群。

社区居民李存荣今年53岁，是上海市铁路局的⼀名机车维修⼯，⼀家三⼝在21平⽅⽶的房⼦⾥居住了14年。记者看

到，包括李存荣在内的三户⼈家共8⼝⼈，⼀起住在⼀套51平⽅⽶的房⼦⾥，共⽤厨房和卫⽣间。李存荣说，这个⼩区

所有的楼房都是这个样⼦，杂乱、拥挤、肮脏，⽽且⽔费、煤⽓费⼀起算，⽇常⽭盾很多。

尽管现在居住条件艰苦，但是回忆起当初分房时，李存荣还是很骄傲的。他说，这个房⼦是因为他妻⼦在上海市印染化

⼯⼚⾥表现好，于1996年时分到的。但是，他妻⼦王纪芬原来⼯作的企业2001年关门，⼏百个⼯⼈全部下岗，她也只

能回家。现在，在上海电机学院上⼤⼆的⼥⼉⼀年仅学费就要1万元，⼀家⼈只能靠李存荣⼀个⽉约2000元的⼯资紧紧

巴巴地过⽇⼦。“像我这样的家庭在这⽚社区⾥还属于中等。”李存荣说，“幸好我们夫妻俩现在⾝体还好，没有什么病，

邻居家⾥有病⼈的，⽣活就⾮常难了。”

李存荣隔壁家是低保户潘⽂龙，患有⾼⾎压、⼼脏病、肾脏积⽔等多种疾病，没有劳动能⼒，2000年他妻⼦肝硬化去

世。他⼉⼦在上海⼯程技术⼤学上学，学费全靠贷款。为了维持⽣活，孩⼦平时在学校图书馆打⼯，后来到⼀家“不夜

城”接电话，⼀⼩时⼯资10元，⼀天要⼲4个⼩时。

“原国有企业产业⼯⼈多的地⽅，贫困群体就多”，上海市民政局⼀位⼲部告诉记者。如上海杨浦区，当年产业⼯⼈50

万，占上海全市18个区县的1/10。⽬前，该区拿低保的⼈⼝有3.4万⼈，也占全市低保⼈⼝的近10%。2009年初，上海

市将低保标准从400元调整到425元后，虽然只提⾼25元钱，但仅仅⼀个杨浦区“低保户”就骤增2000多⼈！

⾼房价下的居⽆定所者

在上海，⼀⽅⾯富⼈云集，每平⽅⽶五六万元的楼盘，开盘就抢光。如今年8⽉8⽇在浦东新区开盘的星河湾⼩区，周边

楼价每平⽅⽶2万元，它卖到5万元，总共322套房，⼀天之内卖260套，总销售额超过40亿元，业内⼈⼠称这种情况在

世界房地产市场都罕见。

另⼀⽅⾯，居住在棚户区和⽼旧社区的⼈们，却是连棚屋和⽼旧房的产权都没有的⽆房⼀族。在蕃⽠弄社区，记者发现

⼏乎所有的家庭都是三四户⼈家在共⽤⼀个厨房和卫⽣间，居住条件⾮常简陋。这些房⼦属于承租公房，居民们只有使

⽤权没有产权，⼀个⽉交四五⼗块钱的房租。

李存荣说:“对我来说，买房就别提了，我们即使卖⾎，也买不起两万块钱⼀平⽶的房⼦！”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困难户情愿住在⼗分简陋的住房⾥，也不愿被拆迁。和病残⼉⼦⼀起住在“交通花园”(棚户区)的

李继梅听说现在她所住的⼩区要拆迁，⼗分⼼焦。“这⾥要是拆迁了，我和孩⼦就没有地⽅住了。现在尽管房⼦差，可

换个地⽅，房租就没有这么便宜了！”

不仅如此，由于住房商品化过程太快，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供应严重不⾜，⼤批低收⼊⼈群⽆房可住。在上海市杨浦

区，很多街道已经出现流浪的⼈群，每个街道少的四五个，多的⼗来个，居⽆定所的⼈群已经给民政部门和公安部门造

成很⼤的压⼒。街道⼲部表⽰，这些⼈平时经常来民政部门反映困难索要低保补贴。岁数⼤的整天提要求，年轻点的就

在外⾯混，晚上睡在⽹吧、急诊室、棋牌室、澡堂等，实在过不下去就偷盗犯罪，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杨浦区民政局社

会科科长郑军说，如果政府能给居⽆定所者提供廉租住房甚⾄⼀个床位，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善。

专家：⾼“平均数”掩盖居民收⼊差距的真实状况

最近，来⾃国家发改委的《促进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分配机制》的调查揭⽰，从1988年⾄2007年，收⼊最⾼的10%⼈

群和收⼊最低的10%⼈群间的收⼊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差距已达到历史最⾼⽔平，城乡整

体基尼系数达到0.465。⽽本刊记者调查中也发现，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演进，普通民众对贫富差

距不断加⼤的不满也⽇益强烈。

贫富分化被关注

中科院⼼理研究所所长王⼆平告诉记者，过去6年他们在做社会问卷调查时，将“中国社会问题最严重的是什么”这⼀问题

列了19个备选项，在调查的5个省40个县中，⽼百姓都认定排在头两位的社会问题是腐败和贫富差距，只是到了第三位

各个省才有变化，如环保、住房等。

长期从事居民收⼊分配研究的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杨宜勇说：“收⼊差距扩⼤累积的结果是财产差

距的不断扩⼤。⽬前收⼊最⾼的10%家庭的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重接近50%，收⼊最低的10%家庭的财产

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重可能在1%上下，80%中等收⼊的家庭仅占有财产总额的⼀半。”

各⾏业收⼊苦乐不均的现状也越来越突出了。杨宜勇说：“中国纳税百强”⼏乎年年是⽯油、烟草、钢铁、电信、电⼒、

⾦融等具有国有垄断性质企业的天下，上市公司中的能源、电⼒、钢铁、交通、汽车等企业总能出现在沪深两市业绩增

长排⾏榜的前列，这都反映出垄断⾏业的收⼊在持续快速增长。

民众不满“被平均”

国家统计局此前发布的数据显⽰，上半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平均⼯资同⽐增速超过经济增长，这⼀数字⼀公布，引

起公众哗然，很多⽹友质疑⾃⼰⼯资“被增长”。⽽专家的调查也显⽰，⾼“平均数”背后掩盖了我国城乡居民收⼊差距的真

实状况。

具体到⼀个地⽅或⼀个企业，⾼平均数也极⼤地掩盖了收⼊差距。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刘稚南说，去年上海城市居

民平均可⽀配收⼊为26675元，但60%左右的市民收⼊低于平均数。国家统计局青岛调查队副队长纪中锐告诉记者，青

岛市去年的城镇居民平均收⼊为20646元，低于平均数以下的城镇居民占到总数的65%。

拥有1.5万名正式职⼯、9500名农民⼯的青岛港集团是⼀个效益良好、职⼯收⼊⾼的优秀国有企业，去年该集团⼈均年

收⼊7万多元，是青岛市民平均⽔平的3倍半。但记者发现，这个企业⼀线⼯⼈的⼯资绝对额近10年多来是年年上涨，但

在整个企业中的收⼊地位却不断下降。与管理层的平均⼯资相⽐，⼯⼈的相对⼯资⽔平从20年前的最⾼下落到⽬前的最

低。10年内青岛港管理层的⼯资增了五倍，⽽⼀线的⼯⼈仅仅翻了⼀番，尽管⼯⼈的绝对⼯资⽔平并不低，但是与管理

低。10年内青岛港管理层的⼯资增了五倍，⽽⼀线的⼯⼈仅仅翻了⼀番，尽管⼯⼈的绝对⼯资⽔平并不低，但是与管理

层的差距在不断拉⼤。在著名企业海尔公司，其普通员⼯⼯资每⽉只有1500元左右，⽽中层以上的收⼊每年⼤都在10

万元～20万元，甚⾄更⾼。

该对贫富分化说“不”

记者调查中采访到的多位社会问题专家均表⽰，改⾰开放以来，⼈民群众⽣活⽔平虽然有了很⼤提⾼，但贫富差距⽇益

加⼤，很多⼈有⼀种被剥夺感。

上海社会发展研究中⼼副主任顾骏说，如今出现的很多民⽣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正常现象。⽐

如说，上海市的退休⼯资⽐在岗的最低⼯资标准960元还⾼。他指出，社会不怕贫富差距，就怕个⼈没有改变社会地位

的机会。

中国⼈民⼤学教授、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主任郑功成认为，在国际⾦融危机影响下，群众的不安全感进⼀步增加，因

为⽣活中的压⼒不断增加。⽽这种不安全感⼜表现为多个等级:第⼀，⽣计困难;第⼆，就业压⼒;第三，有收⼊，但是没

有稳定的安全预期;第四，对社会公平有看法。

中国社科院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会会长陆学艺研究员认为，“仇富⼼理”的提法实际上是不对的。所谓的仇富，只是对某

些利⽤不合理⼿段进⾏权钱交易的群体的不满，⽽不是笼统地对所有富⼈的不满。

著名学者薛涌在其多篇专栏⽂章中也指出，中国的⽼百姓，绝⼤多数拥护市场经济，对正当渠道获取的财富相当尊重。

没有⼈仇恨姚明，没有⼈仇恨袁隆平。之所以有“仇富”的说法，是因为许多富⼈的财富来得不正当。他指出，均富是现

代社会的基本特征，美国作为⼀个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发达国家，对贫富分化的容忍度其实⽐中国还要低得多。⽽⽬前贫

富分化的不断加剧正在伤害中国社会的整体利益，中国必须对⽇益加剧的贫富分化说“不”了！

（记者：葛如江、沈锡权、孙洪磊）

【本⽂原载《半⽉谈》杂志2009年第22期】